从全球化角度和生态学观点出发，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从买方和卖方物种”的基因”到不同时期身处的环境都不同，由此，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与全球的差异和差距必然成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产业客观形态。

毫无疑问，中国服务外包行业虽然以较高的速度在增长和追赶全球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发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赶上全球的水平，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全球的发展轨迹往前发展，因为其既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特点。

从全球化角度和生态学观点出发，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从买方和卖方物种”的基因”到不同时期身处的环境都不同，由此，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与全球的差异和差距必然成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产业客观形态。

金融集中度过高致外包渗透难

产业集中度是产业经济学描述某个特定行业市场结构的一个常用的状态描述指标，通常一个地区产业的集中度与该地区产业的绩效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集中度的差异并不能拿来直接说明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绩效差异和对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有何种影响，但是由于制度是随着供求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变化的结果，反过来，一些反应变化结果的指标可以用来帮助理解中美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结构。

按照中国银监会的划分标准，中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分为四类：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从金融环境上看，中国现代金融行业成型较晚，在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表中数据说明中国银行业属于中度寡占型市场，并随着产业新兴力量的快速成长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在向中低度的寡占型市场转变。

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分为三类：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

由于历史的影响和政策的演变，美国的银行体系表现为机构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低，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银行控股集团模式。

由于其银行资产在GDP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其股票市场在GDP的占比较高，美国的金融体系常常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相对的是德、法、日等国的银行主导型”。

2007年以来美国银行集中度发生变化：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银行业呈现出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趋势。此前，美国的银行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一直处于原子型的竞争状态或向低寡占市场缓慢过渡。

从集中度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金融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高，中国金融买家市场竞争尚未被完全激活，市场调控的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国内的进入买家对于把业务经验改善的需求直接和迅速地连接到实际的变革的投入上显得效率低下和迟钝。加上国内金融巨头的国有企业背景，其庞大的层级管理体系和传统的管理方式，使得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业务流程变革和管理方式的变革的实施变得异常困难。这是现在国内金融行业服务外包渗透率持续较低的原因之一。

同时，中国金融买家的集中度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市场效率改善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对服务外包行业一个较大的潜在驱动力。

初级金融服务有碍外包业务扩张

整个19世纪，整个美国银行系统高度分散。

1913年以统一货币发行权和增强银行系统平衡为目的，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但它的组织并不同于传统的中央银行，其结构式地区性的并且决策权力是分散的。成立后的数年它也没能阻止银行业的恐慌，终于导致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出台，该法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要求，并扩大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权力，此后美国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直到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才终结了美国将近70年的进入分业结构。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却又让美国金融行业再一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进入管制。

美国的金融史经历的是一个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构管制”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金融业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央行大一统”金融体制，到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构建起多元化的金融体制，中国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多种商业、政策性银行并存的银行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保险业在1982年得到恢复(中国保险业于1958年被政府禁止)；证券业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1996年，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开始施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也随着一行三会”构建而得以实施。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金融行业围绕加入WTO”，进入了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时期，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保险公司重组的顺利实施以及各种金融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国的金融行业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功能齐全和互为补充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其运作方式也逐步朝着市场化、国际化、金融调控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的方向发展。

因此从金融环境上看，中国现代金融行业成型较晚，在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使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于业务、管理的认识都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直接对服务外包的开展带来很大阻碍，但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应该说，这些阻碍因素正在不断地减小。

产业政策不够给力、细化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经济体都开始踏上了从国家控制走向市场、从自给自足理想走向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两国都开始追赶全球一些领先经济体。

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历届政府都将发展服务外包业置于优先地位。当时甘地政府根据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制定了重点开发软件，促进软件及其服务出口的长远战略，并专门设立电子部，出台《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

1991年拉奥政府继续奉行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的方针，设立技术开发基金，使印度用于软件的预算拨款激增到1000亿卢比，同时在原有电子部的基础上成立软件发展促进局，并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及加尔各答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

1998年其总理瓦杰帕伊明确提出：要把印度建成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并相继成立了以他本人为组长的国家信息技术与软件开发特别工作组”和信息技术部”，制定和修改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在税收、融资和教育等方面为服务外包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税收政策方面，印度从中央到地方，对扶持服务外包形成了广泛共识，对其采取了积极的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率先调整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营造出有利承接外包工程的外部环境。1994年印度对版权法进行彻底修订，使该法成为世界上最严格也最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同时，印度正在向《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实施迈进，并签署了很多有关IP保护的国际协议。另外，印度还制定了《信息技术法》对非法进行复制软件、篡改原文件、伪造电子签名等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治条款，使印度成为第12个有此类法律的国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政府也开始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商贸部陆续批准建立了北京、上海、大连等21个国家级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2006年，国务院九部委颁布了《关于发展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软件及相关服务出口的实质性措施，与此同时，商务部又启动承接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

可以看出，我国对服务外包业的扶持力度仍然不足。我国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且现有的政策法规还比较粗泛，对于产业整体的引导和扶持作用还不够明显。

在税收政策方面，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颁布两个文件，给予服务外包企业优惠税收政策：企业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2010年前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新创办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软件企业进口所需的设备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在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5%以内的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同时，新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也给予了服务外包企业很大的政策优惠倾斜。

与印度的税收政策相比，中国税收政策优惠力度明显不够，也没有印度规定得详细和具体。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在加入世贸过程中，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严格遵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完全一致。

中国近年来虽已建立起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执行力度却远远不够，这是中国跟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相比最大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