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债务危机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动荡常态化和国际经济游戏规则重整时期。我们正面临国际经济治理中新而锐的任务。可以预见，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带来美元走势的继续疲软。人民币将继续面临升值压力，而中国企业未来几年将长期应对外需疲软、汇率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外部环境。在人民币崛起、欧元危机、美元走弱所交织的复杂货币关系中，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与冲突，汇率大幅震荡成为进入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货币政策协调愈加困难。笔者认为政府应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一起纳入汇率问题调控政策集合。

　　提高利率形成稳健的远期汇率预期

大资金流入个股(11/8) 某些股割肉出逃肯定后悔 突发暴涨很可能不期而至 股民福音：套牢股票有救了! 　　由于我们长期压低了利率，充裕的投资需求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被迫提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了更多国际热钱涌入中国，这个效应的结果恰恰是抬高了汇率升值预期。利率水平进一步提高，重点在于调控投资，不会对汇率产生更大预期。当人民币利率提高到一定程度，还可以降低国际投机者的预期，有利于形成稳健的远期汇率。所以利率政策重点是解决国内的投资过热和经济结构失衡；同时，为了避免投资与出口下降带来经济增长波动，应利用利率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引导货币政策预期。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长期为零或负的利率政策，一旦处于本币快速升值的环境中，将使国民经济迅速滑入严重通货紧缩的泥潭。在那个时刻，利率政策将失去效力。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锋利，不能让负利率的锈迹侵蚀太久。

　　运用财政政策手段稳定汇率

　　应尽快形成内需推动型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重点投到以下领域：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实行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事业的改革，以进一步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增加消费替代出口。继续完善税收政策，废止外资在税收政策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缩小出口退税的范围，同时扩大征收出口税的商品范围，对部分产品提高出口税税率，例如，在当前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能源、环境压力的背景下，有必要将更多的资源性产品或高能耗产品列入征收出口税的范围，将开征出口税作为一种替代调升人民币汇率的方式使用。考虑开征资本流动税，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减缓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速度。

　　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一是重视金融服务，尽快推进中国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放宽中国企业和居民海外直接投资的范围、渠道和审批程序，开拓更多的外汇直接投资渠道。资本管理模式应从宽进严出”向严进宽出”转变。帮助走出去”企业解决外汇、利率、税务等方面所存在的风险问题，并提供经验积累和教训、分享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使金融资源的跨国流动更加便利。二是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进一步丰富科技兴贸的内涵，加快出口自主创新基地建设，更加注重创新能力。建设一批出口创新基地，扶持一批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三是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扩大出口不能单纯靠低成本竞争，特别是不能过分压低工人工资，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四是努力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加快建立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大力培育服务贸易出口企业主体，建立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中介组织，加强培养服务贸易人才，提高服务贸易出口的产业竞争力。推动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在华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逐步扩大中国服务外包市场份额，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和开拓国际市场，创建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五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国际产业分工趋势和我国发展水平来看，加工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有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加工链条短、增值率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利益少，容易加剧贸易摩擦等问题。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加工贸易向上下游延伸，尽快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

　　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我国政府应制定中国跨国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以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走出去”，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到国外市场，有效地降低我国出口，避开贸易壁垒，避免贸易争端。政府应该为企业对外投资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要规范信息服务，加强技术援助。同时，要区别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同需求。一方面培育大型跨国公司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支持品牌和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重点城市建立海外孵化器，重点选择和优先支持名牌中小企业自主技术的开发。将一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打造成一流跨国公司。其次，从政策引导和扶持方向上形成正确的导向，培育品牌中小企业抢占国际市场，由国家出面整合各方资源，加快供应链、采购和制造链上的国际化布局。我国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应与外交政策与区域合作政策有机结合，采取区域、国别导向与协调措施，尤其针对拉美、中亚、非洲等实现重点布局。第三，建立健全投资促进机构，促进资本内、外流并举。最后完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有效规范海外投资，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问题作出全面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