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出访中亚和东盟时相继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1月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正式写入文件，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实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成功践行这一伟大理念和宏伟蓝图有助于逐步改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发展不同步海陆开放不平衡的局面，构建以我为中心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同时也将为沿线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红利。

　　从长远看，作为一个极具务实意义的长期性全局性开放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成为我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重要渠道之一，若能实现顺利持续深入推进，不仅为交通基建、贸易金融、信息通讯、能源生态合作带来发展契机，也为城市一体化、产业对接和服务经济合作提供新动力，横跨多部门多领域的服务外包产业将受益匪浅。

　　实际上，从最新数据看，其对服务外包产业的促进效应已有所展现。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4年前11个月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实际收入80.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5%，超过总体收入增速的29.2%和离岸收入的24.3%，远远高出平均收入、离岸收入和国内收入增速。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合作的有利契机

　　笔者认为，未来加快我国与沿线国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合作存在多方面有利契机。

　　一是许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面表现活跃，存在广阔合作空间。从全球层面看，金融危机以来，服务外包已从早期少数国家和地区从事的俱乐部活动”扩散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竞相参与的常规性经济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少已是全球服务外包版图中的活跃国家，如以印度为核心包括中国、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在内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是承接全球第一大离岸业务集聚区；以波兰、保加利亚、捷克为中心的中东欧地区以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另一重要集聚地；俄罗斯凭借其高科技人才在从事高端研发设计服务方面占有独特优势；陆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爱尔兰是闻名全球的服务外包业务早期发源地之一。如表1所示，不少沿线国家都已进入IT外包离岸30强榜单。虽然中国与上述国家同为承接国，理论上具有竞争性，但各国所处的价值链分工水平不同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导致所提供业务存在明显差异性，互补效应更为显著，例如，2014年1-8月，我国承接中东欧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同比增长67.8%和47.8%；1-11月，承接东南亚11国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0%。

　　此外，部分沿线服务外包目的地国家已成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如总部位于北京的博彦科技公司不仅在主要离岸市场美国和日本建立分支机构，也已在印度和新加坡等服务外包高端目的地设立交付中心，以便优化利用在岸、近岸、离岸等多种模式的综合优势，实现多级交付高质量服务的能力。与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企业的合作也日益密切，如2014年3月，文思海辉与印度尼西亚Jatis集团合资建立文思海辉Jatis印度尼西亚公司，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市场开拓和全球交付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和推动制造业升级步伐，作为服务外包需求方的角色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人才中心、咨询中心、财务中心、共享中心等等。以华为为例，截止2013年，华为已经在全球不同区域建立了40多个能力中心和30多个共享中心，包括设在英国伦敦的全球财务风险控制中心、印度的研发中心、匈牙利的物流中心等等。加大对海外高水平专业服务的采购，显然有利于促进我国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总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拓宽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服务外包产业方面的合作机会，进一步深化和密切合作关系。

　　二是与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能源工业、电子通讯等领域的合作将带动相关后续运维服务和技术服务的出口，从而为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据德国轨道交通权威机构SCIVerkehr发布的《世界铁路技术装备市场》报告，目前全球轨道市场的容量为1430亿欧元，其中维修服务市场就达700亿欧元，以高铁出口为例，不仅带动轨道交通设备及高速车辆出口，还带动施工、运营、管理、养护、维修、调度、安全监控等后期运维服务以及相关人才技能培训服务的出口。再以石油工业为例，一台设备出口将带动安装、测试、维护、检测、技术培训、零部件更换及升级等数倍至数十倍的后续服务出口，相对于有形设备贸易，后续服务需求链条更长。在通讯网络建设方面，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一系列后续通讯技术和信息服务需求增长，以华为公司为例，2013年，华为公司全球服务收入已达85.3亿美元，占总收入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已连续八年成为收入增长最快的部门。当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已全面展开，涉及能源工业及通讯产业方面的深度合作将陆续跟进，鉴于我国既拥有雄厚资本优势有拥有相关领域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实践经验，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渠道，在带动相关设备出口增长的同时，必将为以生产性服务出口为依托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开辟广阔商业蓝海。

　　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将实现由吸收外资大国向吸收外资大国与对外投资大国并重的双重身份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亦即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将开启全新格局。无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对外投资重点，投资项目将由基础设施、能源工业等少数行业向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全产业扩展。根据先行国家发展经验，企业对外投资有一个服务先行的问题。由于海外法律制度、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经济条件和商业环境各不相同，投资具有极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对于与东道国投资咨询、法律顾问、风险管理等外部高水平专业性服务产生巨大外包需求，需要大量先进生产性服务，从某种程度上讲，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为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提供管理服务外包的过程。未来一段时间，伴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规模扩张必然迎来服务外包国际化发展浪潮。

　　三是贸易服务、信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型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服务外包业务将迎来发展机遇期。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产业对接和贸易融合带来潜在机会，但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民族众多、语种繁多、文化多元，无形中造成隐形投资贸易障碍，这为贸易服务和信息服务公司带来机遇。例如，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因乌克兰事件受欧美贸易制裁的影响，果蔬、肉类、乳制品等食品需求供应不足，渝新欧铁路通行使川渝水果蔬菜进入俄罗斯市场成为可能。但是，俄罗斯食品进口检验检疫包装等执行欧美标准，这就需要精通俄语、熟悉俄罗斯市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所提供的贸易服务。随着沿线运输合作的启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与贸易信息、商贸规则、市场调研等有关的信息服务以及与语言、法律等有关的专业服务外包缺口必将越来越大，与跨境电商密切相关的物流仓储服务、分拨中心等等也将快速发展起来。

　　四是中西部服务外包基地和示范城市为加快与沿线国家的服务经济和服务外包合作奠定了潜在基础。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节点和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地，在跨境经济合作网络重构中日益担任重要角色。例如重庆在联络中亚和欧洲有关部门推动渝新欧铁路建设和通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和西安等地既是闻名全球的古都名城，也是当代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内陆开放高地，更是最早设立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示范城市，有望在引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服务外包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都与孟印缅等南亚诸国的产业互补性强，近年经贸合作水平全面快速提升，不少印度服务巨头在此建立了服务基地，有潜力成为中国与南亚服务外包产业合作的范本。西安作为闻名全球的古都长安所在地，居于新亚欧大陆桥的中心，如今西安电子信息产业和软件园发展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外贸转型的重要动力，未来可能在促进与中亚、中东欧乃至西欧跨国服务外包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的提出，已经引起相关方面的密切关注。在2014年10下旬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软件服务外包大会上，美国Amidi集团等跨国公司与西安高新区签约，将在西安成立一家高科技孵化中心。该集团负责人为美籍伊朗人，其目的就是将西安作为基地和跳板提前进行区域布局，以便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市场机遇，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从实践层面看，当今已进入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几乎所有产业链都离不开软件技术和信息系统服务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带给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机会并不仅限于上述提及的几个方面。与印度不同，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是与工业化发展进程相伴而生的，在能源、制造业、城市建设和信息化等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以生产性服务特别是IT技术为依托的服务外包产业大有作为。展望未来，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全面对接发展战略，有望推进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旅游、文化以及生态环保等全方位合作，涉及服务外包产业的合作领域必将不断扩大和深化，有望产生以我为中心的全球服务经济网络重构效应，从而开辟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发展的新蓝海。

　　如何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

　　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加快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同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本原则。即政府发挥引导作用，企业担任主导角色，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虽是经济合作，但广泛涉及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步骤、分层次，按阶段逐步推进，离不开政府在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政府作为有形之手不仅在政策协调和安全服务等宏观环境方面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在依托驻外使馆等机构提供详实的驻在国经济环境、投资政策、市场信息等具体事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必须符合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在跨国经济合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具体运营中担任核心和主导角色，成为贸易投资合作主体。此外，政府和行业组织必须引导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真正融入当地经济。特别是，政府自身要讲诚信，在招投标过程中，严格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招标，为民营、外资企业乃至当地和第三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跨国合作中扮演积极角色，避免因国企一枝独大使驻在国产生过多顾虑。在这方面，国内已经在早期产业发展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政企合作经验，例如大连市政府与大连软件园在产业发展早期实践中共同开创探索出的官助民办”模式已经积累了大量可复制经验，并有武汉软件新城等成功案例。

　　二是在有条件的地区，与驻在国合作探索建立服务经济和服务外包跨国合作试验区。从印度、爱尔兰以及我国等服务外包热点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开发区、科技园、基地建设等园区模式在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初期发展和促进产业集聚方面行之有效。由于沿线国家与地区成员构成复杂，具有高度异质性，很难制定整齐划一的合作方式，例如一些中亚国家以农牧业为主，发展水平不高，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力资源不足，现实合作机会有限。但是，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虽然总体发展水平也较为落后，但其服务外包产业有较好基础，印度更是首要的全球离岸服务外包高端业务承接地；保加利亚、波兰、捷克、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经济基础较好、技能水平高，其服务外包产业已具备全球竞争力；爱尔兰和俄罗斯IT技术人才丰富，在高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可以尝试加强与上述国家的深度合作，例如选择有合作前景的地区，共同探索建立服务外包跨国合作试验区，在基础设施、人员往来、金融支持、财税政策、城市建设等方面实施特殊优惠政策，鼓励试验区先行先试，为全面扩大服务经济合作和服务外包发展探索新路。

　　三是鼓励多层次、多元化、多主体合作模式协同创新，共同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与沿线各国中心城市、当地企业、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开放式多边协作平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优势互补，提高合作成效和可持续性。比如，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角和资本、人才、技术、文化等要素的集聚地，在产业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服务外包产业尤其如此，不管是印度还是我国，都是从少数具备人才、区位或政策优势的少数热点城市起步的。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动性，优先考虑促进具备产业基础的城市间合作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合作的可行模式。再如，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运营方面具有丰富资源、实践经验和技术能力，能够在跨国合作中担任桥梁和纽带作用，渝新欧铁路的建成和实施就离不开惠普等跨国公司的支持和努力。某些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具有高水平全球化运营能力，在开展与沿线国家服务产业合作中，应考虑与印度等服务外包强国服务企业的密切合作。在华跨国服务外包企业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鼓励其继续在与沿线国家跨国合作业务中继续发挥重要甚至主导作用。此外，鉴于服务外包在拉动就业、推动增长和促进结构转型以及加强与当地工人的沟通交流方面效应显著,多项研究发现，服务外包产业每增加一个知识密集型高端就业岗位，就会同时带动5-8个餐饮、航空、物流等中低端岗位的就业，这些岗位只能雇佣当地工人。这为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潜在就业机会。与国际组织和当地企业合作，尽可能雇佣当地员工对于企业熟悉当地情况、切实融入驻在国、促进其发展、增加共识和信任、实现可持续合作和包容性发展尤为关键。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性大战略，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建设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快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新的长期性增长动力，建设初期以基建合作项目为主。目前除金融业务外，直接涉及服务经济领域还比较有限，很多与服务经济和服务外包合作有关的商业机会有待于密切关注和逐步开发，寄望于短期获得高投资回报并不现实，需要循序渐进。

　　此外，我们现有的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主要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度健全，商业文化发达，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较高。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不少国家属于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不太稳定、法律法规不健全，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偏低，虽然潜在市场需求很大，由于我们对于如何开展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经验不足，风险不可低估。因此，不管政府还是企业或其他相关主体，既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也要做好长期作战准备，做好风险预案。（本文作者：姜荣春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