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为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探索转型升级规律和实现创新驱动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环境和空间载体。”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副教授姜荣春在接受《服务外包》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姜荣春认为，一方面，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实质与简政放权和深入推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必然导致更多服务性业务进入市场。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顺利进行各项改革事项试验也亟需得到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优质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有力支撑和大力支持。

　　目前，在已批复的自贸试验区区中，上海、天津及广东自贸试验区中的广州、深圳，福建自贸试验区中的厦门都是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础。在自贸试验区框架下，服务外包产业如何加快发展，探索转型升级规律和实现创新驱动显得更加重要。

　　姜荣春表示，由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产业优势和战略定位各有差异，而服务外包产业必须融入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才能产生双赢效果。具体服务外包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必须紧密结合各个自贸试验区的特定情境、既有产业基础、目标定位及由此产生的潜在需求。”姜荣春说。

　　自贸试验区有大未来”

　　《服务外包》：李克强总理曾表示自贸试验区有大未来”，您能否从通俗角度来解读一下？

　　姜荣春： 2014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考察调研时说，上海自贸试验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探索试验已经取得部分成果，但未来工作仍有较大余地和巨大潜力。当时就曾明确指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还应大大压缩；不仅国企民企要一视同仁，外资企业也要享受国民待遇；继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启动后，还要继续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一方面鼓励企业创新以推动政府改革，一方面督促政府要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国家和相关部门将给予自贸试验区更多支持等等。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有力的支持措施必然将为上海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带来更多红利，自然是大未来”。

　　二是指自贸试验区作为前沿阵地，其改革开放试验不仅关乎上海如何发展，还关乎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发展乃至引领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宏大图景。因此，自贸试验区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仅限于自贸试验区和上海本地，要在时机成熟后，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进一步推广复制，不仅在国内推动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以开放促改革，形成带动全国深化改革的新动力新机制，还有可能将开放经验引入多双边区域次区域合作协议中，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及为中美中欧投资协议谈判铺路。这是大未来”的第二个含义。

　　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二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三是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有序推进。四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

　　基于上述基础，后续工作初步诠释了何为大未来”。2015年1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国发〔2014〕65号），决定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向全国推广，广泛涉及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事项；要求在全国其他特殊海关监管区域复制推广与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和检验检疫制度创新相关改革事项。

　　接下来，2015年4月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容，成立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和负面清单等６个文件同时对外发布。上海自贸试验区从28.78公里扩容到120.72平方公里，是原来面积的4倍，涵盖了浦东的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区片区和张江高科技片区，有助于将自贸试验区建设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相结合，有效发挥双轮驱动”的迭加效应，在现代服务业、金融业、为先进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改革开放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极大地丰富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功能。从地理区位看，扩容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与新批复的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沿东部海岸线遍布南北，由北到南沿太平洋西岸连点成线，清晰勾勒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为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奠定了初步基础。四个自贸试验区彼此呼应，既有相互借鉴和合作互补，也形成对照和竞争，对于丰富多元化制度创新试验、深入探索和加快积累扩大开放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在深化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和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负面清单从最初的190条压缩到139条后再次压缩到122条，并且在4个自贸试验区中同时适用。负面清单意外的领域，审核制转型为备案制，管理方式更加开放透明，大幅度降低了外资入驻的交易成本，对外资企业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在搞活经济的同时，也为中美中欧等投资谈判积累前期经验，开展压力测试。

　　从最新趋势看，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自贸试验区试验不仅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已初步形成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多元化试点和市场主体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三维驱动机制，初步构建起良性路径依赖和自我循环机制，正在掀起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浪潮，未来必将创造更多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在促进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和引领新型国际经贸规则构建方面，发挥引领、主导和示范作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自身自然也将因占据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中形成先发先占优势，率先完成向创新驱动模式的转型，在新一轮国内外经济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服务外包》：自贸试验区将在哪些层面给中国带来改变？

　　姜荣春：我个人认为，自贸试验区的前景和影响应与自贸试验区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和宏大蓝图中所肩负的战略使命相结合来通盘考虑。

　　总体来看，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内加快促进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对外积极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实现上述目标的两个关键路径，一是靠内部改革，具体说是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靠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方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发展与开放形成协同效应和良性互动关系。上述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总目标。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成为新形势下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和培育国际经济新优势的先行者、标杆和引擎的战略使命和历史责任，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被优先赋予先行先试的权力，目的是建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既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同时也为竞争未来全球经贸规则主导权和自由贸易竞争制高点进行前期压力测试。

　　首先，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初衷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转型升级之路，本质是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金石和试验田，而非享受政策红利的特殊功能区。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改革高地，不是政策洼地。因此，自贸试验区在运营过程中，并没有享受财税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而是在规则方面做了一些新探索。制度创新红利与歧视性的政策红利有本质不同，其经验可以广泛推广和复制，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转型。

　　其次，主要任务是在两个方面展开多元化探索试验。一是如何通过改革，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不仅涉及政府应该管什么不管什么还涉及怎么管的问题，例如引入负面清单后，透明度要求高许多，对外资的监管从事前转移到事中事后，必然涉及政府职能的深刻变革和对事中事后监管能力要求的提升。二是如何通过扩大开放，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例如扩大开放要求负面清单要不断减少，如何保证更多更自由的外资进入能够促进国内长期发展，而不会导致风险失控？这就需要加强安全治理。上述两个方面相互关联，本质上创造了对政府改革的迫切需求，旨在通过政府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探索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律和有效治理模式，与实现创新发展的两个关键路径高度一致，李克强总理曾简单归纳为，一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处理发展与开放的关系。

　　服务外包的大机会

　　《服务外包》：从已公布的一些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规划来看，服务外包产业在这些自贸试验区产业规划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比如厦门服务外包产业园就设立厦门自贸试验区，平潭自贸试验区的服务外包发展规划也已通过专家评审，原因何在？

　　姜荣春：与制造业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国际竞争力不足。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发育迟缓，对内对外开放不足。因此，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要内容。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在上述精神的指导下，扩大服务业开放成为各个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的关键任务和主要事项。

　　一方面，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实质是减少政府对服务经济的不当和过多干预，与简政放权和深入推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必然导致更多服务性业务进入市场，从而为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和创造新兴经济增长点创造大量机会。

　　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顺利进行各项改革事项试验也亟需得到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优质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有力支撑和大力支持。例如，国务院要求福建自贸试验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产评估、鉴定、咨询、认证、检验检测等职能逐步交由法律、会计、信用、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承担，”这就必然要求市场上存在大量优质法律、会计、评估、咨询类专业服务外包企业有能力承接大量政府职能改革剥离出来的服务，才能顺利开展改革试验。因此，积极设立服务外包产业园、支持和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成为自贸试验区产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厦门自贸试验区设立厦门服务外包产业园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按照要求，厦门片区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厦门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具有良好的服务外包产业基础，服务外包产业园开业之初就凭借自贸试验区效应、卓越投资环境、政策优惠和综合成本优势吸引大量财务、金融、供应链、电子商务、网络科技等服务型企业入驻。

　　平潭自贸试验区是大陆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承担扩大对台服务贸易开放和航运自由化以及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要任务。按照要求，将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在投资贸易和资金人员往来方面实施更加自由便利的措施。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起步，必将扩大对城市建设与景观设计、旅游开发策划与人才培训、电信与信息技术、仓储物流、进出口贸易、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投资咨询、财务管理、医疗、法律等各项服务需求，需要大量能够提供上述服务的外包型服务企业提供支持。

　　鼓励服务外包发展、支持平潭建设两岸服务外包合作示范区是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曾转发省经贸厅等部门制定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服务外包扶持政策》，平潭服务外包园区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园区。国家批复成立自贸试验区后，平潭结合综合实验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双重优势重新评估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前景、制定服务外包规划，既是为了更好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争取成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借此契机为自贸

　　试验区建设获取更多智力支持。

　　四大自贸试验区发展思路

　　《服务外包》：如果细分来看，你是否可以对目前已成立的四个自贸试验区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上提供一些建议？毕竟自贸试验区面积有限，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找准产业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姜荣春：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广泛涉及多个传统产业分类条目，很难对其具体产业形态进行明晰划分和清晰界定，然而，服务外包产业的本质内涵是服务，这一点则毋庸置疑。

　　当下在各个自贸试验区的创新探索中，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构成其关键试验任务，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型本质上是推动政府服务改革，同样构成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深入发展，必将有更多服务性业务进入市场，寻求承接主体；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通过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致力于营造更友好宽松的营商环境，这对于服务外包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在当前服务外包产业面临增长乏力和转型升级瓶颈、亟需新动力支撑的大环境下，自贸试验区为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探索转型升级规律和实现创新驱动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环境和空间载体。

　　四个自贸试验区同样面临政府简政放权、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金融和服务业开放等重要改革事项，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金融、文化、教育培训、贸易服务、投资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面临广阔增长机遇，因此，与上述各项服务业务相关的服务外包产业有必要成为政府思考有关产业政策制定中的重点考虑。

　　与此同时，由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产业优势和战略定位各有差异，而服务外包产业必须融入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才能产生双赢效果，因此，具体服务外包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必须紧密结合各个自贸试验区的特定情境、既有产业基础、目标定位及由此产生的潜在需求。以下结合国家为各个自贸试验区制定的具体实施方案及其既有经济和产业基础，大体分析一下各个自贸试验区在服务外包产业未来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市场机会和操作思路。

　　第一，上海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金融、贸易、供应链管理、投融资分析、文化创意、教育培训、人力资源管理、科技研发、知识产权、财务会计、企业咨询、计算机和数据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医药研发等服务外包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总体看，上海本地及其周边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雄厚，本身又是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前期发展基础较好，随着自贸试验区的扩围和更多改革事项的深入推进，其服务外包产业拥有多元化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第二，广东自贸试验区。广东自贸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广州南沙片区将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科技、教育及医疗产业等产业，临近广州，人才供应充足，现有服务外包产业以港资企业为主，有加好基础。未来在物流、金融、贸易、研发设计、教育培训和医疗、数据中心建设方面具有较大服务外包需求了，可加强与港资企业的合作，在服务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同时，共同加大开发国内外相关服务市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在金融、仓储物流、信息服务和科技研发等相关服务外包方面有较大需求潜力。珠海横琴片区濒临澳门，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商务金融、文化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在旅游服务外包、金融外包、文化创意外包和科技研发外包方面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广东自贸试验区拥有广州和深圳两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都是国内发展最早、基础最好的服务外包城市之一，几乎在上述各个领域都有大量专业水平高、发展较为成熟的服务外包型企业，可适当进行总体规划和重新布局，有针对性的吸引相关企业以适当方式就近入驻自贸试验区，开展业务。

　　第三，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包括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适合发展物流外包、贸易支持服务外包、融资租赁等金融外包。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适合发展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外包、工业设计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等。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适合发展金融外包。

　　作为最早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天津拥有发达的服务外包产业基础、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汇聚了大量包括国内服务外包领军企业和著名跨国公司在内的优秀企业，拥有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和一些知名服务外包咨询机构，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进行总体规划和重新布局，有针对性的吸引相关企业和机构入驻自贸试验区，开展业务。

　　第四，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建自贸试验区包括福州片区、厦门和平潭片区。平潭片区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在投资贸易和资金人员往来方面实施更加自由便利的措施，由于平潭的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空间，在城市建设与景观设计、旅游开发策划与人才培训、电信与信息技术、仓储物流、进出口贸易、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投资咨询、医疗、法律等方面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需要大量相关外包型服务企业提供支持。厦门片区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厦门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厦门在软件开发、IC设计、动漫游戏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建立了独特优势，涌现出亿联网络、雅马哈信息、舜亚科技等为代表一批软件研发企业和弘信物流、厦门外代和厦门联合船代等一批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未来在供应链管理、软件开发、动漫游戏设计、网络科技、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服务等方面具有良好发展空间。福州片区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与厦门一样，福州也是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面有很好基础，特别是已成为软件开发和动漫游戏制作方面的重要集聚地，在金融外包、电子商务、医药研发、工业设计、现代物流方面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培育出榕基、福昕等行业龙头企业，吸引了微软等大批著名跨国公司入驻。

　　福建自贸试验区承担了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战略任务，在对台合作方面具有区位、历史、文化优势，厦门和福州同为是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既有良好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础也有深厚的两岸经济合作基础和丰富经验。未来可与台湾的旅游开发、软件研发、网络科技、动漫游戏、医疗服务、医药研发等优势产业有效对接，鼓励台湾知名大企业集团在该市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等，联手建设海峡西岸服务外包示范区，积极开放国内外市场。

　　《服务外包》：你认为自贸试验区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将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对于服务外包企业来说，入驻自贸试验区有哪些利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姜荣春：目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服务外包增长压力持续加大，国家出台了相关支持性政策，决定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数量进一步扩大。这对于稳定服务外包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模式仍然没有走出以特殊和优惠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老路。

　　当下，我国存在大量不同级别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示范基地、示范园区等等以发展服务外包为主要目标的特殊功能区，各级政府为此加大在软硬件方面的资金投入、制定了大量特殊和优惠政策，上述举措为鼓励和支持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小环境，在加快产业增长和促进产业集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不少效果，然而，也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弊病，就是相关支持性政策过于雷同，缺乏差异化和鲜明特色，未能形成多元化和独特竞争优势，导致产业低水平竞争愈演愈烈，没能顺利走出靠要素投入和成本竞争推动发展的路径依赖。当然，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永远应该是企业和产业，但为创新创造合意的制度环境和良性生态系统却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服务外包作为以信息和知识处理、加工、创造为主要对象的产业，难以简单移植和直接套用我们惯常使用的制造业支持性政策，长期以来受制于我国服务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对内对外开放不足。自贸试验区试验的战略定位是通过简政放权，让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开创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在理念上，与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高度一致。因此，自贸试验区有望成为服务外包产业最先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试验田以及创新型企业的首要集聚地。

　　从中长期看，自贸试验区为鼓励各地通过深挖自身优势、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多元化探索，构建独特竞争优势，最终为服务外包产业走出一条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道路，提供了良好机遇；其积累的宝贵发展经验和产生的强大示范效应，必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从要素投入和成本导向型发展模式加快向创新驱动和价值导向型转型，实现服务外包大国向服务外包强国的华丽转身。

　　当然，由于制度创新难度大，需要持续试错，自贸试验区运营时间不长，不同程度的存在改革深度不够、效果不明显，政府转型不到位、协同性不足和服务不及时的问题，这对于包括服务外包企业在内的入驻企业顺利开展业务带来诸多不便，短期收益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另外，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走到今天，普遍存在规模不足、人才瓶颈的问题，由于自贸试验区尚处于起步期，一些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尚不完善，入驻企业数量和规模有限，在吸引人才和争取足额订单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可能会使上述问题更加凸显，暂时会面临较大挑战。因此，政府在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吸引企业入驻方面，要务实进取，做足做细事前事中事后功课，事前切实找好定位，事中事后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进得来待得住做得好，自然会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形成良性循环和双赢多赢局面。

　　企业也要转变观念，宏观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以往基于规模和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所谓释放市场活力，就是要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潜力，政府服务于企业，企业要服务于市场，通过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解决方案，找到自身定位，构建独特竞争优势。此外，还需要尽早认识到，深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经济治理模式的根本改变，将最终完成从政策治理向规则治理的转型，政府转型方向是通过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意识和效率，政策优惠和设租空间越来越小，竞争环境和增长逻辑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相应的，企业也必须从旧的发展思路中跳出来，要关注政策动态，更要关注市场变化，在变化中捕捉市场机会。

　　当然，机遇和机会并不等于真实收益。是否入驻自贸试验区、入驻哪家自贸试验区以及以什么方式进入不可一窝蜂，盲目赶潮流，而是应该将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重点和前景跟企业自身业务积累、既有经营优势和未来发展规划紧密结合，一旦决定入驻就应努力做好前期调研，制定详细实施方案，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入驻时机，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和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