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因成熟度、发展经验欠缺带来的风险。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固然经历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其在行业的成熟度、操作经验上相对于全球领先国家仍有欠缺，尚未形成在应对新问题、新环境、新市场上游刃有余的能力。面临一带一路”新的市场环境与尚未完善的行业生态，中国企业未必能够胜任那些看似不难的挑战。水土不服”可以用来描述这个风险，但核心还是整体经验不足而导致的捉襟见肘。

二是来自外包技术能力、人力资源的挑战。客观而言，作为全球外包大国的中国，外包的技术能力、人员资源上尚不能成为决定性的成功因素，尤其在最新技术领域内。面对一带一路”上新的商业环境、新的业务领域，以及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国企业的产品、解决方案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更具挑战的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成本也是必须考虑进去的。当前中国制造的成本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美国制造，而中国服务的成本现在增长速度一点不比中国制造低。

三是在新市场中必然出现失败而致的心理风险。不同于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初次合作出现失误甚至失败是必然的，而真正致命的却是对失败的容忍度。对于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双方来说，不能容忍前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失误甚至误解，是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大障碍。

四是双方因协作、管理、交流问题带来的风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体制的现状，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分工协作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上，相比于成熟的外包强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显示出中国外包企业的弱势，更给初始合作的项目带来专业性的风险。

五是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的风险。相比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相对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将会给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项目带来财务、法律、合同等方面的风险，对业务拓展形成挑战，并产生不利影响。

六是知识产权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带来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体量较小，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意识薄弱，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业务风险无形中提高。

七是议价能力削弱带来的风险。中国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外包企业在价格方面的优势逐步削弱甚至消失，相比其他有力的竞争对手，能够产生的价值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