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2010年，困扰中国的首要问题是两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和调控，一是住房，二是一般商品，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改革。通胀是中国经济整体虚热的集中体现。

　　2010年，中国经济在争议中快速行进，全年增速预计在10%左右，GDP总量悄然跃升世界第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经济体仍在艰难复苏，欧盟各国失业率高企，债务危机相继爆发；美国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中国一枝独秀的背后，各种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也不断呈现。国企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越来越深；房价密集调控成了“空调”；物价飞涨，中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加息周期；收入分配调整虽将列入十二五规划，但如何动作仍不明朗；人民币重启汇改的背景是全球进入汇率战和贸易战的边缘……

    微观层面，富士康的系列自杀事件让人们不得不审视这个“最自由的资本竞争”国度的发展之痛；国美控制权之争折射出中国怎样的法治环境；阶梯电价里隐藏什么玄机与奥秘；中国制造为何国内比国外贵，IPA D入境税是否合理等，无不引起大关注、大争议。

    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前30年高速增长的局限条件正在发生转变。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通道之时，面临着重大的内外挑战。而统观2010年，困扰中国的首要问题是两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和调控，一是住房，二是一般商品，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改革。通胀是中国经济整体虚热的集中体现。

    中国经济整体是虚热

    南方都市报：回顾整个2010年中国经济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你怎么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谢作诗：从中期看，中国经济是乐观的，因为人口红利还在，工业化、城市化还在进程中，由于基础设施良好，其他新兴国家短时间很难形成有效的竞争。但由于世界经济整体性回归，西方国家结构调整困难，中国的增长预期应该向下调整。从长期看，中国面临重大挑战，资产泡沫，人口老龄化，不利的外部环境，如果现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长期增长是有很大问题的。中国经济今年的高速增长，与人为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有关，短期看有效，但长期看，阻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今天的通货膨胀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的情况下发生的通货膨胀，中国经济整体上呈现为虚热的症状。

    南方都市报：中国去年G D P跃居世界第二，引发热议。这个事件本身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谢作诗：不是世界第二的时候，美国不会锁定你为主要对手，一旦成为世界第二，遏制中国就成了美国的战略目标。比如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像当年逼迫日元升值，日元升值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无非是转变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经济上，中国不是在与美国竞争，而是在与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竞争。这里的玄机不言自明。美国现在高调重回南海，重点布局东亚，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遏制中国。现在更多的是在竞争层面，而不是过去的合作或经济互补层面。你没招它惹它，它都要来找你的麻烦了。

    当然，中国G D P跃居世界第二总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上百年来的梦想，是民富国强的结果，我们也因此而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房价短期很难下跌

    南方都市报：2010年“虚热”的表现就是价格的飙涨，资本市场中，股市倒波澜不惊，但房地产市场，仍旧是先抑后扬。而一般商品也是价格飙涨，预计中国2010年全年的通胀率将达到5%。

    谢作诗：高房价和高通胀，共同的原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多，需求超过了供给。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唯一原因，只能是货币发行过多。多的原因我们要具体分析，它有多种来源。一个是中国本来就发多了，2008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我们的货币政策是极度宽松，加上巨大的财政刺激，中国的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实在是过大了；二是西方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下热钱大量涌入。

    南方都市报：多发的货币涌入房市，房价就涨。对于房价的调控，从2010年1月份“国十一条”以来，放贷利率、首付比例、限购令等各种严厉的管制措施相继出台，但2010年年底的房价再次超过了4月份的高点。

    谢作诗：房价短期是很难下跌的。首先，中国经济社会承受不了房价的大幅下跌。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在没有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之前，地方政府怎么敢把房价直接打下去？财税体制将来肯定要改革，因为土地总有卖完的时候。还没逼到那个份上，只有等到财政有困难，没有了别的收入来源的时候才会改，现在就是征收房产税，也只会是象征性的。

    其次，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很多收入，这些收入总要有载体来承载它，在中国，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是国家所有，股市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不争气，主体是国有企业，不分红，是一个投机市场，房地产于是就成为了有限的能够承载收入的一个载体。

    再次，地方政府官员是有限任期，他们干吗要在任期里把房价打下去？另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去救房市，政府对银行信贷有很强的控制力，又是土地的唯一供应者。中国要想降低利率，降低首付款，随时可以做得到。在西方政府控制不了银行，但在中国，政府说话，行长就得听。

    最后，世界经济面临的是结构性困难，短期内很难改变。官员没有办法，只好发货币。但你要是美国或者欧洲的企业家，你有钱会在美国或者欧洲投资设厂吗？他们发的货币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流向中国，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长期存在。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国房价短期之内是很难跌的。这不是说中国房市就没有泡沫，任何资产在价格上行的过程中都会形成泡沫。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泡沫可以做到多大，什么时间破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房市泡沫可以做得更大，也可以做得更持久。

    南方都市报：在整个2010年的调控中，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和中央对房市的政策取向是有差异的。

    谢作诗：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中央希望房价稳定，地方政府直接握有卖地的收入，官员只有有收入才能干事，才能体现政绩，才能把自己的口袋搞满。地方政府要搞项目，就要有钱的来路，来路就是土地。所以他们希望房价越高越好，中央出台的调控政策，总有地方在变着法抵制。

    房价也有可能跌，一个政策出台了 ，在 预期的冲击 下 可能会下跌，但不可能大跌，跌完了还会涨上去。长期看，高房价是中国的大问题。不像西方人的多套房子，城里的上班时住，乡下的周末和度假住。中国人拥有的多套房子，结构相同，要那些同构的多套房子干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预期房价要涨。当人口绝对减少，中国的房子将来会绝对地多起来。未来一定是大问题。中国经济的麻烦最终无可避免地要出在房市上。

    中国要做好长期应对通胀的准备

    南方都市报：当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货币发行的约束机制都存在问题。由于人口的因素，知识流入的因素以及中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等，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中，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明显，而西方会陷入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发达经济体多发的货币会涌入中国。这两个因素的叠加，通胀可能会长期伴随中国经济的增长。

    谢作诗：我同意你的观点。未来的中国可能要和通胀长期相伴随，而不是短期。首先要切断外来热钱流进的途径，我是主张资本管制的。其次，也要管住自己的货币发行。问题是现在已经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这个复苏是靠货币和财政扩张刺激下的一个复苏，并不稳定，结构调整东西方都没有根本性解决。在这个背景下，世界经济掉头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的外需并不稳定。假如说中国经济是真热，降温还好降，现在经济是虚热，这个通货膨胀就难治了。政策空间不好选择，不能用猛药，力道只能轻。

    虽然会有长期的通胀相伴随，倒也不是很可怕。第一，现在有两个市场，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资产市场涨得很厉害，它成了吸收货币的一个很大的池子，所以使得商品市场物价上涨表现得不至于过分明显。第二，中国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比西方社会要高，西方是选举体制，一旦消费品价格上去，执政基础就麻烦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衡量通胀的标准，往往仅仅指的是一般商品价格，而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房地产市场和收藏品市场的价格，是没有算进去的，只要多发货币，经济的整体价格水平一定是要上去的。即使中国商品市场的价格是可控的，但资本市场如此一路狂奔下去，如你所言，也是要出大问题的。

    谢作诗：狂奔是把问题推到未来去了。长期看，中国的经济是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不仅仅是老龄化问题，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还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苦难。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和投资推动转向主要由消费拉动，而要增加消费，就必须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但这块的改革再也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利益的深刻调整，面临很大阻力。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需要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凯恩斯。

    中国要治理通胀，其实还是要增加吸收货币的池子。我认为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清晰界定给个人，让每一寸土地、每一种重要生产要素都可以成为吸收货币的海绵，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把价格水平压下来，而且也是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根本途径。

    重要生产要素要逐步界定给个人

    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调整要转到消费驱动，这里的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而如何调整收入分配也是整个2010年最受关注的。

    谢作诗：西方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超前消费，中国是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度太高。政府介入经济，无可避免地有投资冲动，土地这些要素必定会过度使用，过度使用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过去是没有问题的，美国、欧洲它们的超前消费可以吸收掉这部分产能。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怎么消化？外需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增长了，那么只有两条道路，第一是降低增长预期，不要去保八，低一点也可以；第二是真正地要去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必须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获取收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劳动收入，一种是资产性收入。现在土地、矿藏、森林等重要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等于把老百姓通过资产获取收入的途径切断了。重要生产要素不交给个人，我们的内需不可能上去。

    中西方的结构调整恰恰相反，西方是要降低高工资、高福利，因为它不可维持，中国恰恰是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要把土地、矿藏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至少可以先从宅基地开始，可以从把国有企业的股权界定给个人开始，然后再到其他的资产。现在除了房子，老百姓几乎没有其他的资产性收入渠道。但高房价只有富人、特权阶级才能分享到好处，老百姓在房价上涨中是被剥夺的，相反还要承受高房价带来的压力。现在为什么地王都是国有企业？它有钱啊。我反复说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国家，不可能消费旺盛。所以我们在结构调整的路上，不但没有朝正确的方向走，反而在走向相反的方向。

    南方都市报：劳动收入这块呢？

    谢作诗：劳动价格是由供需、是由劳动者本身的人力资本含量决定的，跟有没有工会没关系。假如劳动力变得稀缺了，劳动力价格自然就增加了。反过来说，工会并没有增加劳动力的稀缺程度，那就不可能增加工资收入。

    要增加老百姓的人力资本含量，一是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让他们在干的过程中学；二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制度真的要改革了。现在最要命的是，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主要的投资都是来自政府，学术评价考核也是政府说了算，民间评价不算数，只有政府盖章才算数。但政府怎么可能对学术做出真正的评价呢？现在都到了许多教授愿意做政府的项目而不愿做企业项目的地步，因为企业的项目是要拿真东西出来的，而政府的项目都是虚的。政府大规模地资助学术，导致大量的假学术存在，这就提高了研究真学术的机会成本，因为糊弄糊弄就能拿很多钱，干吗费心费力地去做真学术呢。

    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办学；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为市场需要的人才的关键也在于政府办学。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趋同是不是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