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6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供给侧的风景”分会场，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学和华为公司为何能成功的争论。

这场争论是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和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间展开的。

争论由来自清华的李稻葵发起，谈及中国供给侧生产能力时，他表示中国在工程领域工业品生产方面强一点，高端消费品生产方面弱一点。他用汽车行业举例，中国产客车在国际上竞争力强一些，轿车就差一些。他还表示，主要差距不完全是工程方面的，也有市场营销方面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马桶盖，大家要到日本去买，在杭州就没人买。”

李稻葵称，中国的工程能力、技术能力相对而言是比较强的，所以工程机械很牛、造桥很牛、高铁很牛。但是马桶盖弄不来，主要是品牌经营还不够，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再过五、六年，不出十年，中国会有一批消费品的品牌杀出来的。

李稻葵称，中国在一个极其敏感的行业世界第一，那就是通讯行业中的华为。李稻葵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培养经济学家的能力远远不如培养工程师的能力，“中国一年可以培养120万工程师，又便宜又能干活，一毕业就能给华为干活了。”李稻葵似乎隐约间将北大与清华历来对于理论与工程孰优的争论引入了这场讨论。

来自北大的林毅夫教授马上回应了李稻葵的观点，他坦言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在国际上影响力不高，但他相信世界经济学中心一向是随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他坚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辈出的世纪。“18世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战后至今，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一战前英国一直是世界经济中心，一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美国。”林毅夫说，“如果说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现在的稳定新常态的百分之六点多的增长，我相信到2030年，中国经济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会转移到中国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转移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信心，现在做好准备，到那时候抓住这个机遇，我相信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也可以像现在中国的空调、手机在工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龙永图补充了自己的看法，“你这个雄心壮志非常好，但是我想泼点儿冷水。到2030年或者以后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未必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因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是个量的问题，更多是质的问题。所以如果中国不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如果是一个体量很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的话，它出不了经济学家的，在这种体制之下，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些解读计划经济的一些政策的教授或专家，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几位嘉宾接下来又针对华为为什么能够成功展开了讨论。

林毅夫认为，华为成功的原因在于产业政策下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公平环境。“华为成功背后还是有产业政策的影子。因为当时我们对进口的程控计算机有相当高的关税，这让我们在国内开始起步的这些进口一些简单的中间部件在国内组装的企业有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并且当时我们鼓励在二、三线城市多用国内自己的产品。当然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成功因素是当时没有排斥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只要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可以，那你就可以在二线、三线城市里被接受。”林毅夫说，“它是在一定的产业政策之下创造一个公平进入的环境，然后有企业家精神，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能够发展起来。”

龙永图则表示，他曾经问过华为的领导人，华为为什么能够成功？“他说当时国内不给我们生意，当时国内生产电信设备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所以当时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都是买国有设备供应商的。所以华为没有办法，他说我们逼得最后只有走出去。所以华为开始在非洲、亚洲，后来又到欧洲去打开自己的市场。华为整个开始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在国外的大市场拼搏中搞出来的，所以他们那一批人的狼性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都是在国外的市场环境当中形成的。因为他们成功了，所以他们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成功了，这个时候我们国内的一些大的电信运营商也开始采购他们的设备了，这样使他们如虎添翼，但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一种全球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进行的，他们当时和思科、爱立信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怎么样在国内培养一个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龙永图又表达了他对产业政策的看法，产业政策的实施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不然这种产业政策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最有竞争能力企业的。

林毅夫表示同意龙永图关于产业政策的上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