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富人的消费习惯发生根本转变,从“炫耀性消费”转为“无形消费”,从购买高档商品转为购买文化资本。而对一个想要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中等收入者来说,文化资本越来越贵,绝对不是好消息。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资比名牌包还要贵的社会。
咱们假想一个场景。在一个聚会上,你跟两位年轻女士聊天。其中一位女士拿的包看上去挺一般,但是谈吐不俗,居然引用了上周《经济学人》杂志对英国大选的分析。第二位女士的包一看就是名牌,但她更关心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某个人物的命运。
那你能不能判断,这两位女士谁的社会地位更高呢?
在中国可能不太好判断。第一位女士显然更有文化,也许是某个大学的青年教师。可是第二位女士的经济状况可能更好,也许是银行的什么经理。作为读书人,我们更同情第一位女士,但二人地位高低,很难说。
但是,如果是在今天的美国,答案就非常简单了 —— 肯定是第一位女士社会地位高。不仅仅是学识,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她的经济状况也大大超过第二位女士。
这可不是因为美国是个公平社会,有知识的人地位一定高 —— 因果关系正好相反:今天的美国是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知识很贵,是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有知识。
今天我们说的这篇文章是Aeon网站上6月7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炫耀性消费已经结束了,现在都是无形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over. It’s all about intangibles now )。作者是南加州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我们就叫她科瑞德吧。
科瑞德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小事物之和:一个关于有抱负阶级的理论》( The Sum of Small Things: 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 )。科瑞德使用了几个名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所谓“有抱负阶级(aspirational class)”,在美国相当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或者更高。科瑞德的理论是,现在这个阶层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有闲阶级”,是新兴的精英阶层。
所谓“炫耀性消费”,这是一百年前韦伯伦的理论,比如你要戴一块特别贵的名表,显然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向人炫耀,彰显经济地位。
科瑞德这篇文章有个名词叫“非炫耀性消费”,就是你有能力炫耀,但是你不炫耀 —— 这是一个新的消费观。如果有钱人消费不是为了炫耀,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就是关键所在。
从进入21世纪以来,炫耀性消费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 因为现在几乎没什么东西值得炫耀。随着生产力提高,各种以前的“高端”消费品都在向普通人普及。坐飞机、开 SUV、游轮度假,这些东西年收入七万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再好的电视机、再贵的名牌包,也不过就几千美元。从绝对生活享受来说,富人和中等收入者差别不大。
背个好包,别人不知道你是真有钱的富人,还是一个喜欢包的中等收入者。
那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应该怎么花钱,才能彰显社会地位呢?有抱负阶级的回答,是“无形”的消费 —— 把钱花在服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上,存更多的退休金,买最好的医疗保险。
这些东西比有形的更贵。好大学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超过六万美元,相当于一年一辆奔驰车。如果孩子从小上私立学校,整个下来是一笔巨款。美国收入排名前1%、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的家庭,平均在教育上的投入占总收入6%;而中等收入家庭的教育花费比例只有1% —— 公立中小学免费,大学可能根本就不考虑了。
这就等于说教育花费是排他性的 —— 你能在教育上花钱,就说明你肯定是富人。以前的美国可不是这样的!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之间女士服装的价格只上升了6%,而大学学费上升了80%。那么现在上得起大学和上不起大学的就是两类人,优质教育成了富人特权。
所以现在来说,知识的确很值钱 —— 但这个“值钱”可不是用知识创造财富,而是用财富购买知识。
知识越来越贵,所以《经济学人》上的谈资就的确比名牌包值钱。《经济学人》杂志订一年才100美元,但是为了看懂这个杂志你至少得上过大学。
这就是无形消费。表面上看,做这件具体的事儿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想要成为一个知道这么做的人,非常花钱。
有抱负阶级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习俗非常不同。前者在有机水果和新生儿要保证至少一年的母乳喂养上达成了共识,而全美国的母乳喂养率只有27%,很多家庭的孩子根本不吃水果。有机水果并不贵,母乳喂养花的不是钱而是耐心和时间 —— 这不是物质水平的差异,这是阶层观念差异。
这种观念差异,连同《经济学人》杂志的谈资,被科瑞德称为“文化资本”。现在文化资本这么贵,它已经是高端社交网络的通行证。
科瑞德说,比如你在一个本地的集会上,跟人聊天能聊到《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你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同类的人识别到这个信号,你就可能加入一个新的关系网 —— 这种关系网通往高端的工作机会、掌握关键资源的联系人、和私立学校。而对比之下,拿个什么包就没有这样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时代,物质消费和无形消费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物质消费的目的就是它本身:你买辆好车,就是为了享受好车,别的意义几乎没有。可是无形消费却可以是通往更好的生活、给下一代创造上升空间的手段。
那好,现在在美国,知识终于得到尊重了 —— 可这是好事儿吗?科瑞德用的词是“pernicious” —— 险恶。中等收入者开着不错的车,拿着不错的包,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上升管道。
我的一些看法:
美国阶级固化的问题咱们已经说过多次,而科瑞德这次是从消费习惯的角度审视了这个问题。跟泰勒·科文的《自满阶级》不同的是,科瑞德强调美国社会有这么一个“有抱负阶级” —— 他们显然仍不自满,还想进一步上升,而且影响力很大。
这个阶层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正如《自满阶级》一书说过的,硅谷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并不是真的“白手”起家,他们都出身于上层中产家庭。
对应到中国,这大约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兴中产阶级”,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乐于为知识付费的各位。但中美的重大区别是在中国的教育没有那么贵。
考大学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精力和时间,这也是一种“贵”。大学如果市场化,直接收很高的学费,也能把一些人排除在外,那也是一种“贵”。而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必须能区分这两种“贵”的不同 —— 前者更公平,后者是特权。
“知识”目前在中国还不怎么值钱,但我觉得这是个值得好好珍惜的局面: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人也能看得懂《经济学人》。等到中国变成美国那样,一本杂志就把人分成两类,而且这两类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很可能比美国人的差距大得多,那就非常不好了。
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富人的消费习惯发生根本转变,从“炫耀性消费”转为“无形消费”,从购买高档商品转为购买文化资本。而对一个想要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中等收入者来说,文化资本越来越贵,绝对不是好消息。